鲜特生及“特园”往事（陶方宣）

20世纪40年代，位于私人住宅“特园”，其主人名叫鲜英，字特生，这特生的“特”便是特园的由来。这座看似普通的私家园林每天高朋满座，迎来送往，见证了抗战期间大后方各方势力的暗流涌动，也见证了中国民主运动的风起云涌，享有“民主之家"的美誉。郭沫若先生曾在《民主运动中的二三事》一文中回忆道：“要叙述重庆的民主运动，‘特园'实在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地方。”一座私家园林，何以贏得如此荣耀？其主人鲜特生又有怎样的传奇经历？

“特园"高光时刻

鲜特生的曾外孙隆准曾在《忆特园》中这样描绘"特园”：

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许多民主人士痛感民族危机严重。为了团结抗战，他们发起组织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于1941年3月19日在特园秘密成立，以后特园就成了民主人士经常聚会的场所。中共代表团的董必武较早到过特园，一天，董必武对鲜英说，周恩来想见特园主人，鲜英当即表示热烈欢迎。周恩来第二天就由董必武陪同到来。周恩来探询：“以后中共代表团的一些对外活动，能否借特园举行？愿意不愿意？怕不怕？”…鲜英当时的回答是：“一愿意，二不怕。”从此，特园就成为中共对外召开会议及与各界人士接触的重要场所之一。

就这样，特园迎来了它的高光时刻。

1945年8月，毛泽东率领代表团从延安飞抵重庆，稍事休息后，即在周恩来和王若飞的陪同下来到特园。鲜特生告诉毛泽东，特园门楣上“民主之家"四个字就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董必武在此做客时留下的题词，而将之手书成匾额的是冯玉祥将军。毛泽东十分惊讶：“原来这是董老题的名，还有郭沫若先生的诗，那加上冯将军的书法，也堪称三绝了。”

为了让毛泽东在短时间内与更多的民主人士交流，鲜特生和寓居在特园的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张澜商量决定，以鲜特生六十大寿的名义举办宴会，邀请当时在重庆的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等名流一起来与毛泽东座谈。毛泽东欣然接受。在重庆期间，他一共来过特园三次，他对鲜特生说：“这是‘民主之家’，我也回到家里来了。今天我们聚会‘民主之家’，今后共同努力，生活在民主之国。”

鲜特生一生好酒，在特园招待毛泽东时用的是他珍藏多年的自制枣子酒。趁着酒兴，毛泽东和鲜特生等众多民主人士一起交流对时局的看法，毛泽东幽默风趣，挥洒自如，让在场的社会各界贤达看到了共产党人的豪迈与风采。宴会过后，鲜特生请毛泽东留下墨宝，毛泽东大笔一挥，在特园主人纪念册上题下“光明在望”四个字，最后尽兴而归。也就是在特园宴会上，毛泽东当面称鲜特生为当代"孟尝君”。

说起特园的建成，要追溯至20世纪20年代末。其主人鲜特生在任川军总司令部行营参谋长期间，买下了重庆上清寺旁的一块坡地。这块坡地有七十多亩，中央有座小山头，曾经是江西会馆。1929年，鲜特生和夫人金竹生开始在小山头上建房，即特园。当时，鲜特生工作十分繁忙，是金竹生倾心倾力打造了这一片私家园林。她主动学习房屋建筑知识，亲自监督施工，还设计了特园的主体建筑"达观楼”。

特园建成后立马成为重庆知名的私家园林。鲜特生为人一向豪爽，常常准备美味佳肴招待各方宾朋，一时间，社会贤达、进步人士开始频频出入特园。每天来特园用餐的人摩肩接踵，最多时一日达上千人次，开销极大。鲜特生的收入虽然不低，却也远远不够应付如此巨大的开销。金竹生还在院子里栽种各类瓜果蔬菜，供应家中流水宴席。

鲜特生夫妇待客豪爽，对自家孩子却非常小气，孩子们若将饭粒掉在桌上，必须捡起来吃掉。由于没有什么零食可吃，孩子们就在特园各处寻觅铁线草之类的野菜解馋。当时来特园的多为亲共人士，中共中央南方局看到特园开销如此庞大，开始定期为特园拨款，社会名流也纷纷解囊相助。鲜氏后人鲜琦曾在《鲜味斋及它的创始人》一文中这样回忆特园：

鲜宅因其独特的政治文化背景，经常是“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因此它又被我父亲鲜清挺等好吃嘴称为“继承和发扬鲜卑族、鲜姓宗姓的鲜味斋”…在父亲印象中，鲜宅除了鲜英热情好客、坦诚豪爽、乐于助人的性格让人印象深刻外，犹数他家那秉承鲜卑人传统、风味独特、菜品丰盛的鲜味斋印象最深。在鲜味斋，每顿饭均未少于八菜一汤，且经常变化菜的花样。鲜宅的厨师是鲜英同乡，当年他经鲜英的同学唐式遵之荐，曾拜著名的姑姑筵主人黄晋临为师，学得多种烹饪绝技，并结合北川南充的饮食特点，发明了后来“宅内开花宅外香”的鲜味斋美筵：青筒鱼、肝膏汤、熘鸭肝、豆腐鱼、叉烧扳指、鸡皮鸽蛋、青豆虾仁、堂片鸭子、麻辣牛筋、鸡镶豆芽、黄辣丁汤、白水豆腐、酥膘饭和枣子酒·…

短短一文，将灯火通明、人来人往的特园 描写得栩栩如生。

鲜特生一生追随恩师张澜

特园能成为“民主之家”，当然与其主人鲜特生的政治立场分不开。而鲜特生能成为民主革命家、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与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张澜不无关系。张澜对鲜特生有再造之恩，鲜特生一生都追随他，两人亦师亦友，结下了极其深厚的感情。可以说，没有张澜，就没有鲜特生。

1885年，鲜特生出生在四川省西充县一个农民家庭。张澜也是西充人，其父是西充有名的私塾先生。张澜从小随父亲读书，像父亲那样一路中秀才、补廪生，进人四川尊经书院深造，后于1903年赴日本东京弘文书院师范科学习。1904年，因倡言慈禧太后应归政于光绪帝，张澜被清廷驻日公使押送回国，在四川省游学预备学堂出任学监，1907年返回南充，任顺庆府官立中学堂监督，先后创立初、高等小学和南充端明女塾。

鲜特生自幼酷爱读书，想去新式学堂读书。父亲虽支持他，可是家中一贫如洗，实在拿不出钱来供他。亲友们得知后纷纷解囊相助，为鲜特生凑了一笔学费。入读张澜任教的顺庆府官立中学堂后，他日日夜夜埋头苦读。眼光敏锐的张澜发现他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鲜特生的家离学校有一百多里，他连一双鞋都没有，都是赤脚步行百余里去上学。看着赤脚走来走去的鲜特生，张澜非常感动，将他视为最得意的两个学生之一（另一个是朱德）。随着张澜在军政两界步步高升，鲜特生也紧随其后，参加老师投身的各类政治活动。

1913年，张澜当选国会众议院议员，鲜特生随张澜进京赴任。在北京，张澜带他求见袁世凯。袁世凯对张澜身边的这个学生颇为赏识，便让他任总统府侍卫官。1914年袁世凯解散国会，张澜离京返乡，鲜特生也辞职，后经保送入北京陆军大学第四期深造。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后，于1915年12月12日复辟称帝，张澜在南充响应蔡谔讨袁，在北京的鲜特生南下广州参与护国运动。

“五四"前后，张澜在北京担任《晨报》的常务董事，负责报社的实际业务，其间因母亲去世回乡奔丧。他发现家乡了无生气，一片死寂，当即决定通过文化知识的传播唤醒民众。他鼓励鲜特生筹办报纸启迪民智，鲜特生也正有此意，随即他们在重庆开始筹办《新蜀报》，向民众介绍新文化和新思想，后《新蜀报》成为“不是党报的党报”。也正是在重庆办报期间，鲜特生开始接触共产党人。

鲜特生的商业版图是从被委任为川军总司令部行营参谋长兼重庆铜元局局长开始的。铜元虽说是当时通行的钱币，但是铜元的打造利润微薄。由于战时子弹紧缺，鲜特生将铜元局改为子弹厂，他转身成了军火商，这段特殊经历为他之后弃政从商打下了基础。1928年，他被任命为四川善后督办公署参赞兼惠民兵工厂厂长，彻底从军政界转向商界。他十分有经营天赋，加上同学、朋友、老师遍布军、政、商各界，多方相助使得他一路得心应手，将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他瞅准军粮需求必将扩大的机会，接手即将倒闭的复兴面粉厂，改进技术设备的同时精简机构，使得面粉产量、质量大幅提高，产销两旺让他日进斗金。1936年，在张澜建议下，他又在南充创办四川蚕丝改良场，引入杂交蚕茧品种，发展栽桑、养蚕、巢丝一条龙经营。随着巢丝设备及巢丝工艺的不断改进，南充生丝质量明显提高。在他的带动下，南充栽桑、制种、养蚕、制丝及生丝贸易迅速复兴，在四川甚至全国都产生了较大影响，当然也获得了丰厚的利润。他趁热打铁，融资募股扩大生产，由于他重商守信，经营有方，各路朋友都愿意投资入股。鲜特生不计较个人得失，仗义疏财，将经营实业的相当一部分所得都投人在特园的招待应酬上。金竹生也从无怨言，倾尽全力协助他维持特园的日常活动。

“民主之家”

鲜特生对中国共产党一向有好感，早在创办《新蜀报》时，他就曾邀请恽代英、萧楚女等共产党人主持该报的舆论宣传阵地，向大众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这一时期，他开始频繁接触共产党人，甚至还突破封锁，向陕北苏区提供食盐和药品。1935年出任四川第十一区督察专员后，他兴办教育、服务社会，全力支持进步青年奔赴延安，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帮助他们拿到“通行证”。

1938年，驻守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周恩来、董必武急需开展统战工作，团结一切力量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恩来早就关注到特园和鲜特生的影响力，他通过董必武牵线，与鲜特生建立了友好的关系，随后根据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的决定，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正式成立。因组织各界人士共商国是需要一个场所，董必武过来一谈，鲜特生马上同意，其特园就这样成为中国共产党团结大后方各界的“统战俱乐部”，中共中央南方局、各民主党派、社会名流贤达、革命人士等经常在这里开展活动。汪精卫叛国投敌，张澜会同黄炎培、梁漱溟等知名人士在特园起草宣言，声讨汪精卫，但是国民党禁正各报发表。最后，这份宣言通过鲜特生在《新蜀报》独家发表，成为声讨汪精卫卖国投敌罪行的先声。

随着国共分歧越来越大，各界人士对此忧心忡忡。此时正逢国民党参政会第四次会议召开，梁漱溟、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等参政员在特园秘密商定，在参政会上一致要求国民党结束一党统治，举一国之力共商抗日大业，并商定在特园发起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晏阳初等二十余人参加。随后“统一建国同志会"在特园举行多次座谈会，并向当局积极进言，但是当局从来不予理睬。

为扩大影响力，1941年3月，由张澜、黄炎培、梁漱溟、罗隆基、章伯钧等十七人在“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基础上发起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9月改称“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在特园秘密成立，鲜特生被推举为民盟的中央委员。国民党特务闻风而动，对特园的监视愈加严密：从上清寺至特园大门口，沿途摆设香烟摊、修鞋摊的小贩全为特务人员。后来戴笠租下紧邻特园的“康庄”，在此设置特务机关，日夜监视出入特园的民主人士，还投送匿名信件威胁恐吓他们。最后竟然还在特园对面广播电台大楼架设机枪，黑洞洞的枪口时刻对准特园。同时派人向鲜特生“许愿”：只要特园拒绝和共产党人来往，“要官给官，要钱给钱”。鲜特生斩钉截铁地拒绝了。

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支持下，国民党内的一部分爱国民主人士也被风起云涌的国内局势所鼓动，谭平山、陈铭枢、杨杰、王昆仑等人1943年2月在重庆又发起组织民主同志座谈会，以座谈时事的形式联系和团结国民党上层人士筹划一个正式组织。他们在特园经过多次商讨，最后定名为“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并于1945年10月举行第一次全体大会，选举产生中央临时干事会、常务干事会，谭平山任总十事。同年10月，民盟在特园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这是一次“民盟”活动家的大会师，除总部领导人和在渝负责人张澜、沈钧儒、黄炎培、梁漱溟、章伯钧二十余人，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三十多人，以及其他代表多人。半个月后的10月28日上午，正式大会也在特园召开，选举产生了中央临时干事会、常务干事会。特园由此真正成为“民主之家”。

鲜特生为重庆解放再立功

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蒋介石下达密令要求时任重庆市市长兼卫戍司令杨森在撤离前配合保密局实施毁城计划：一旦重庆把守不住，随即对山城实施大屠杀与大破坏。

为了确保这座中国大西南重镇平安解放，中共中央南方局再次通过鲜特生加强统战和策反工作，其中一个最为有利的因素就是杨森是鲜特生的同学，当年他们在四川陆军速成学堂睡上下铺，并且还是儿女亲家：鲜特生的儿子鲜恒正在和杨森的女儿谈恋爱，他的太太金竹生和杨森的太太甚至以亲家母相称。其实当时鲜特生已经上了特务的暗杀名单，他随时有可能被暗杀。但他毫不畏惧，接受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安排策反杨森。他要完成的具体任务是：劝杨森所属部队第二十军撤离重庆时不要破坏市区建筑，尤其不得破坏大溪沟发电厂；劝说杨森率部起义，不要追随蒋介石前往台湾，共产党和解放军将保证其生命和财产安全；释放关押在“中美合作所”（即渣滓洞集中营）的政治犯；尽一切可能活捉蒋介石。

鲜特生深感任务艰巨，他知道杨森一向老谋深算、深藏不露，令人无法猜透，在如此非常时刻他会变得更加狡猾，难以对付。好在他们两家来往不断，儿子鲜恒与杨家小姐时常约会。他通过鲜恒向杨森转达中共的几项要求，对他说：“都是四川人，绝不能做对不起家乡父老的事。”并且表示具体情况见面再说。

经过鲜特生的不断努力，杨森终于同意与他见面。其实杨森很清楚国民党败局已定，但自己早已处在蒋介石的严密监视之下，率部起义完全不可能。关押在集中营的政治犯他也无能为力，那是蒋介石亲自过问的事，由特务机构具体负责，他无权干涉。鲜特生竭力劝说，杨森最终做出保证：绝不破坏市区建筑，并指定他身边卫队保护好水、电设施的安全。他后来还告诉鲜恒：“请转告令尊，我许诺的事绝不会食言，也请你们勿强我所难，有些事我确实是想办也办不到。”

特园今貌

鲜特生得到这样的承诺仍不甘心，他最后一次和鲜恒坐车专程来到杨家，此时杨家一片混乱，杨森正准备逃离重庆，他以不便会客为由婉拒了鲜特生的“会谈”。但是最终他遵守承诺，没有破坏重庆，将一个完好的重庆交给共产党接管。

重庆解放时，城区未遭破坏，市民生活正常运转，这是鲜特生冒死策反杨森等人的结果，也是他一生为重庆做出的巨大贡献。另外关押在重庆歌乐山下“中美合作所"的大批抗日爱国志士，包括新四军军长叶挺都得到释放，这是鲜特生、梁漱溟等人多次出面与国民党反复交涉的结果。二十一名政治犯被分成两批释放，他们一出渣滓洞就被接到了特园。中共代表团和民主党派在特园召开了一个庆祝会，欢迎叶挺将军等人出狱，同时欢送叶挺、王若飞、博古等一行前往延安。

1950年，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怀仁堂宴请各界人士，他看到鲜特生，上前握手说：“重庆解放时，你受惊了，感谢你当年的三次接待，感谢你对民主运动作的贡献。"鲜特生说：“托毛主席的福，有惊无险，我还好。”

鲜特生晚年寓居在北京，1968年3月去世，享年八十三岁，骨灰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2008年5月，经中央统战部批准，重庆市委、市政府修复特园遗址，以此为依托建立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特园现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第三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第七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